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深刻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也是精神上的胜利，而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因而也是文化的胜利。
说到纪念抗战，我认为，如今人们对政治和军事层面胜利的研究和反思，已讲得够多的了，而对其精神层面的胜负考量则讲得较少，所以，我想就此多说几句。
纪念抗战，最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反思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
不料，一个叫赢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秦代留给中华文明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来评判。而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有思想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涌现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期情况则更趋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来形容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甚至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秦代以后的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千载以降，无论一些国人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是跪着的。许多人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从没有真正站直身躯，只会匍匐在地，无论面对的是皇权的威严，还是外国侵略者的枪炮。
这种扭曲的人格和社会风气到中日甲午战争时已让整个中华民族病入膏肓。日军进攻辽东时，清朝守军约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但不到10天，辽东即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些死伤的清兵是在奔逃时中弹的。
直至后来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当时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始终都没有出现。
中日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8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中华文明有一个鲜明特点：多难兴邦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即将跌到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被逼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到了悬崖边才会破釜沉舟，真正冷静并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
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2000多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
看看日本京都和奈良等城市的古代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建筑的风格和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取代了中国。
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人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中国当了日本2000多年的老师，反过来，近代日本当了中国的老师逾百年。
今天，我们的语言体系中还能够看到受日本影响的痕迹，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于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中社会名词的近70%，如果不使用这些名词，我们今天很难完整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中国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鲁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