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人一样，我被5月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一侧漫长的登山队伍的照片所震惊。因为拥挤造成的登顶延迟可能导致今年登山季11人死于珠峰，这个消息可谓耸人听闻。

　　大约十年前，我和我的妻子通过尼泊尔卢柯拉(Lukla)的路径，攀登到珠峰大本营，因此我对这类冒险的吸引力颇有感受。但除了兴奋之外，我还记得我对有如此多的人在这条路上跋涉前行感到十分失望。最初的兴奋消失殆尽，在队伍中等待艰难的登顶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我们在到达大本营的最后一个休息点后打道回府。对于志在珠峰的“驴友”们，我建议走尚鲜为人知的尼泊尔戈基奥湖(Gokyo Lakes)路线，这条路要畅通得多，景色同样壮观。

　　除了道路狭窄等具体的条件，珠峰的拥挤问题与决策者所面临的其他许多经济和社会挑战并无多少区别，即供求不平衡，或许还有监管不善。比如，我特别关注的抗生素市场，其失灵是因为新药的开发跟不上需求。但与珠峰关系更密切的是管理热门旅游景点的挑战。放眼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中产阶层，可以理解，他们希望体验到地球可以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对于珠峰问题，部分缘于供给是固定的。上山的路只有那么多(当然，一些胆大的登山家喜欢另辟蹊径)，但旅游团体的数量却在增加。因此，价格理所应当需要上升，直到供给和需求恢复平衡。

　　渴望得到旅游收入的尼泊尔决策者会大声否定这一建议；他们可能会说，不应该将普通游客拒绝在如此诱人的自然景观的大门之外。但这样的话，他们必须针对提供登山服务的公司，引入并执行更加严格的安全和监管标准(这也会对价格造成上涨压力)。

　　我曾经指出，为了满足中国游客日益增长的游览阿尔卑斯山的需求，瑞士必须生产出更多的美丽山峰才行。约旦佩特拉古城(Petra)，或其他名胜古迹亦然。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理性的经济学方案是允许价格上涨，或引入严格的监管控制。

　　对于抗生素市场，许多制药行业人士会给出同样的药方。如果抗生素价格(特别是治疗革兰氏阴性细菌感染的抗生素)显著涨价，对这些药品的畸高的需求就会下降，公司也将获得激励再次投入高风险研究、开发和报批急需的药品的活动。

　　拿珠峰困境做比较的话，这一观点很有意义。问题在于救命的药品与探险和度假不是一回事。大幅提高成本或许能够解决富裕社会的问题，但也会加剧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获得药品的难度。在非洲多地、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区，付出高价并不是一个选项。要想阻止可能威胁到全世界的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这些社会必须能够有效地、响应迅速地管理和预防传染病。

　　我在2014~2016年间负责领导英国政府的独立抗生素耐药性评估，此后，我不断呼吁设置大型“市场准入奖”来鼓励制药企业追求新抗生素的开发。但光靠这一措施是不够的。珠峰问题表明，我们还需要政策措施限制不合理的使用，而这需要更多的诊断学投入。在政策正确的情况下，制药公司可以对必要的新药要求更高的价格，但这些药品只有在改进的诊断工具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才能开出处方。

　　仔细想来，也许尼泊尔当局应该在珠峰进口检查站引入诊断技术，测试有意向的攀登者的准备情况。这不但能够吓退无法自证的登山者，还能拯救生命。